校庆表演前，一群小学生围在班里偷偷拿了一只收音机收听最后一期“说给世界末日的话”。那天王垠丘也懒得去管他们。鸡仔跑上来问王垠丘能不能借他们办公室的电话打热线过去。

王垠丘抱胸，饶有兴趣地问他：“你是有什么愿望啊？”

鸡仔托了托自己的眼镜，搓搓手说：“我想高考，我要考去王老师你们家那个城市。”

那天，鸡仔半跪在王垠丘的办公椅上，捏着红色话筒捏了半天也没打通热线。

与此同时，齐满米在电视台楼下打王垠丘办公室电话，他拿到十二月的工资，想着要给王垠丘买件棉背心，想问问王垠丘现在穿多大的尺码。因为电话一直占线，齐满米打了会儿，讪讪地放下了听筒。

他那天就没去商场，打算去附近面摊吃碗面后就回出租屋。参加澳门回归庆典表演的人都已经飞去会场了。齐满米坐在电视台广播大楼对面，点了碗青椒肉丝面。傍晚下班的人潮骑着自行车叮铃叮铃地过去。齐满米兀自想着，他是不是也可以学骑自行车了。

他低头吃着面，喝光最后一口汤抬头的时候，发现路口围了一圈人。齐满米拎着自己的袋子站起身，走到路口去看。

一对夫妻坐沿江公交在市中心广播大楼附近下车，男人背一个假冒的品牌运动书包，女人手里拎着一个水瓶。水瓶外面套了个自己织的水杯套。他们拘谨又笨拙地走过银行的自动门，找了个位置坐下。保安过去问他们是不是办理存款。女人抱着水杯，怯怯地抬眼看他。轮到他们办业务。男人抱着运动书包坐到柜台前，慢吞吞地从书包里摸出了一把刚磨好的菜刀，礼貌地用方言说：“你好，把钱拿出来。”

那天新闻的画面里，警察赶到之后，男人被按在墙上，菜刀滚到门边，自动门开开关关。女人手里的大红色水杯套躺在地上，被人走来走去踩了不知道多少脚。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笨的一对银行抢劫犯。听说他们抢劫前在江边安静地坐了很久。

他们那天没有用刀伤害到任何人。男人举着刀押着柜台小姐做人质站在银行的自动门边，仍旧很有礼貌地说着：“请给我一点吃饭的钱。”

齐满米听出来了那是桥阳话。聚集起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，齐满米钻出人群，用桥阳话叫了声：“大哥，我给你点钱，你把刀放下来。”

男人那张晒得黝黑的脸上露出一个古怪的笑，他摇摇头。齐满米从口袋里摸出了两张毛票朝他挥了挥，说：“大哥，我给你钱。”

他慢慢走过去。柜台小姐已经吓得哭不出声音，软着脚靠在自动门边。齐满米走上银行门前的台阶，靠近那个男人，那张脸让他想起那几个很会打渔的叔叔。他把钱扔在倒数第二级台阶上。

男人要倾身去拿的时候，齐满米迅速把柜台小姐拽了出来。男人愣了下。周遭的人尖叫着或散或逃。齐满米仰头看着那个男人，还想说什么。男人已经冲过去把他推下了台阶，然后去捡齐满米留在台阶上的钱。

王垠丘后来总是想，以齐满米的个性，他肯定是要好好劝那对夫妻拿着钱先去吃顿饭。但是那对夫妻拿到钱之后就被赶来的警察控制了。

那天的晚间新闻报道了这件事，第二天的城市日报报道了见义勇为的齐满米。新闻就在澳门回归庆典表演团的照片边上。他们说，这个见义勇为的齐某，一个桥阳渔村出生的二十岁青年，只身进城务工，之前在天桥夜市摊那边还摆摊跳舞卖艺过。那么不容易的一个人，也还是在别人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了。

豆腐块大小的一篇报道，概括了齐满米短小的人生。好像他充满疲累地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，从桥阳逃出来，努力生活到那一刻，是为了作为一个“不容易的人”在某人的“危难关头挺身而出”。

出事的晚上，王垠丘坐火车赶过去。银行门口是个像道小坡一样的台阶，齐满米几乎是直直地摔了下去，头磕到了台阶角上。

第二天，电视台、政府来探访的时候，王垠丘就差抓着每个人的领口把人拎出住院大楼。齐满米做了全身检查，身体其他机能上没什么大碍，但是因为脑部损伤，出现了暂时性的失语症。医生也不知道会不会转成永久，还是过段时间自己会恢复。

王垠丘接了齐满米出院。他和齐满米坐在公车上，望着外面渐渐倒退的街景。

1999年的最后几天，世界一切如常，没有马上就要崩坏或者爆炸的征兆。王垠丘打算带齐满米去更好的医院找专家看诊。他站在齐满米的小出租房里弯下腰整理行李箱的时候，齐满米从背后抱住了他。

王垠丘停下来，问他：“这是什么抱抱啊？”

房间里安安静静，齐满米不能说话。王垠丘问：“是安慰吗？”

齐满米的脸在他背后左右蹭着。王垠丘又问：“是感谢吗？”

齐满米又摇头。王垠丘说：“是抱歉吗？”

齐满米拿额头撞撞他的背脊。王垠丘转过身，抱住他打趣道：“不要抱歉。以后只有想说‘爱我’的时候，再抱我。不然就要弄不清楚了。”